私法形成性行政处理虽然是限制私法自治的国家管制行为，但是不应当被任意行使。
一定要向国务院申诉的，也是可以的，但国务院的裁决将是最终裁决，不能再起诉。但复议与诉讼不同，首先，复议范围比诉讼广，它不仅审查合法性问题，还要审查合理性问题，许多行政裁量行为的依据，常常是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它们都是基层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的依据。
当然，司法最终裁决还是必须的，它是复议得以用和解、调解方式解决纠纷的保障，特别是依法公正解决矛盾的保障。1951年政务院公布《暂行海关法》规定：税则的解释，货物在税则上的归纳和完税价格的审定，其权限属于海关，受（发）货人或其代理人有异议时，得自海关填发税款缴纳证的次日起十四天内，以书面向海关提出申诉。由此，美国进行改革，把所有在各部门的听证审查官的奖惩任免全部收归各州人事部门统一管理，并改名为行政法官，以示其也是法官，使公正性大大提升。1986年开始讨论行政诉讼法的制定，由于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紧密联系，因此许多行政复议问题也一并讨论，这为1990年《行政复议条例》的颁布奠定了基础。行政机关内部专业性人才多，因而专业性问题也易于解决。
近代以来，国家的三项权力，即立法、行政、司法，都有各自的领域、内容和特点，纠纷和争议理应统归法院解决，但行政复议仍在各国迅速发展起来，原因何在？一般认为，近代以来，由于政府干预社会经济活动大大增加，因而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的纠纷也大量增加，全部由法院承担，难负其重，因此行政复议制度迅速发展起来。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范围是极其宽阔的，且行政机关具有诸多手段，来弥补可能给公民造成的损害。但党的十七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土地改革政策频频出台，实践需求日益凸显，现实的改革举动甚至有的已经走在法律规则之前，令世人瞩目。
而救济条款内容有源可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明确了对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事后救济的途径。基本农田保护2.0版并将通过拟编制统一、全新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形成生态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市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的整体管控框架。（二）《土地管理法（修正案）》的主要内容 《土地管理法（修正案）》共35个修改点，持续涉及或强化的内容主要针对三块地改革和两个现实需求： 1.关于土地征收。例如，顺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删除了与之不相吻合的条文，主要是原法第43条（同地不同权问题）、重申土地公有制规定、更加严格的耕地保护、反映三块地改革中彻底破解建设用地入市规制障碍、要求改革宅基地制度的导向、征收条件程序的进一步优化和明确规制等
但总体看，柔性规则大于硬性规定，仅就其第30条第2款后半句没有条件开垦或者开垦的耕地不符合要求的，应当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规定缴纳耕地开垦费，专款用于开垦新的耕地和第30条第3款的制定开垦计划并进行验收的规定来讲，对于耕地占补平衡原则的贯彻，还是从根本上缺乏保障耕地质量的具体手段或有效措施，很可能使现实中一些地区以缴纳耕地开垦费的形式取代或延缓实际的质量不降低的耕地开垦。（一）关于征收制度革新中的主要问题 1.征收条件。
例如，在新时代如何定位宅基地制度功能，如何回应其社会保障功能弱化和经济价值凸显这一当前最大实际，面对五花八门的乡村宅基地现状如何放开市场，等等。本法涉及的未来的改革动向之一即国土空间规划或多规合一问题具有重要宣示意义。第二，首次明确了土地征收补偿的基本原则，完善了对被征地农民的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修正案第19条）。（一）兴起的市场经济是《土地管理法》三轮修法的直接动因 制定于1986年改革开放中期的《土地管理法》，虽不可避免地遗留着较浓郁的计划经济色彩，但毕竟结束了长期以来土地管理无法可依的局面，实现了我国土地管理由多头分散管理向集中统一管理的历史性转变，其具有划时代的价值。
其指出，台湾的区段征收，就采用了抵价地的方式，和原土地产权所有者共同开发。第三，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的村民是否还享有所谓宅基地三权分置中的资格权？这个问题涉及村民的居住权保障，此在法律中留下问题尾巴，实际操作就更难了。新修正的《土地管理法》第45条是新增的关乎启动征收的实质要件之重要条款。4.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以来，中共中央关于农地三权分置和宅基地三权分置的相关政策共出台计十余个。
尤其是不能理解删除原法第37条第3项的意图。第三，为了保护耕地，对于抛荒行为应当予以规范，赋予土地所有权人收回土地的权利，从而督促土地权利人使用土地。
2.未涉及对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集体建设用地之土地用途依法登记，在土地权属规制上的缺失显而易见。将土壤改良作为地方人民政府的一项职责，避免政府在土壤改良工作方面的疏忽与懈怠，至少是一个积极推行的工作方向，而不应是一种供选择的可以之权利。
条文并不多，但被认为是本次土地管理法修改的最大亮点和突破创新。（二）新一轮土地制度改革是对《土地管理法》修法之挑战与机遇 2004年《土地管理法》第三次修正后近十四年来，屹立未动，对国内土地管控与利用起到了积极作用，法价值目标得以基本实现。同理该法第48条也存在同样问题。有此前提，既不需要强调规划性、计划性，也不需要国家部委另设标准。三是完善宅基地管理制度（修正案第26条、第29条、第62条）。综上所述，宅基地立法固然艰困，但对看得清、可规范的方面仍裹足不前、过于保守。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如何入市的操作规则尚未出台，该建设用地除城中村和城边郊区村以外在普通村庄的存量指标并不多，按规律，规划上很难普遍增量建设用地指标，而各地已经存在的小产权房的土地权属性质等情况甚为复杂，目前不可能一刀切解决规划指标问题。例如征收条件的设立，为了公共利益六个字的加入，户有所居入法、宅基地退出机制、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的要求，特别是修正案第23条规定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应当对本法第六十三条规定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作出合理安排等，表现出增强立法的科学性和民主性的努力。
新《土地管理法》的进步与成功之处 （一）修法之主要特点 作为土地管理法修正案的参与者、见证者、追踪者和观察者，笔者认为该法呈现在客观层面有两个特点： 第一，试点改革跨入依法改革，从微小局部扩至全域乡村，服从现实需求且重点突出。从外延观察，最优选的立法方式是折中式，即不完全列举，无须穷尽，允许立法开放，有概括兜底条款。
另外，关于土地整治、确立生态环境目标、跨省土地指标置换机制等关联性极强的问题在实践中也都有存在，本次修法均未涉及。党的十九大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其提示《土地管理法》修法若干重要方面之指向愈加鲜明。
其中，删除了原征求意见稿中腾退出的宅基地可以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与宅基地使用权人协商回购，主要用于满足本集体内部的宅基地再分配，或者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整理利用的内容，使本条避免了拖泥带水而又理不清的所谓集体回购问题。其次，在当前土地制度改革背景下，应有可操作性考量，可以借鉴境外经验，对征收决定公益目的的司法控制功能进行补强。而新修改的《土地管理法》第62条第3款对村集体管理的核心要求仅为尽量二字，完全脱离现实需求，回避突出矛盾，为现实中这些随意乱建行为留下了一道口子，为其本不想管理、推脱责任给足了理由，实在欠妥。二是明确允许宅基地有条件的自愿有偿退出机制（修正案第62条第6款）。
而对实践中存在的大量村庄主动集约节约宅基地，期待与集体建设用地指标挂钩的需求避而不谈，基本上没体现三块地联动改革之效。现行《土地管理法》的第四轮修法，启动于2017年7月原国土资源部送审稿，经过2018年2月与5月两次司法部征求意见稿到2018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审稿、2019年7月二审稿，直至2019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土地管理法（修正案）》。
1.户有所居实现的保障主体。这一问题是基于土地改革以来，弃耕抛荒状况并非个别现象，集体作为土地所有人对撂荒土地的管理应负基本甚至是底线义务，土地管理法应有明确规范。
在立法中坚守了行政法应有的品格。因此，修正之土地管理法离土地管理制度目标多元化的土地全要素保护还有相当距离。
经济学家刘守英教授认为：征地制度上，要限制地方政府的权力，建议借鉴中国台湾地区，两种征地方式同时进行，即一种是划定征地目录以后，一般性征收就依据符合公益性用途原则。在此简单问题上的立法疏忽存在制度不严谨和立法技术缺失之嫌。这个立法修正案在2019年7月二审稿增加8个条款、删除4个条款、修改18个条款共涉及29个修正点的基础上，作出增加9个条款、删除4个条款、修改22个条款共涉及35个修正点（其中一个修正点涉及相关概念名称统一）的决定，结束了本轮土地管理法修法活动，表明中国新一轮土地制度改革的阶段性任务完成。4.除三块地改革方面的其他修改。
但在第30条第1款中强调国家保护耕地，严格控制耕地转为非耕地，紧接着第2款中则规定：国家实行占用耕地补偿制度。2004年《土地管理法》作出第三次修改，缘由是彼时圈地热异常呈现，由征地引发之社会冲突激增，同年8月，《宪法修正案》将《宪法》第10条第3款修订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仅就此点，《土地管理法》即对个别条款作了合宪性修订，从规范单一征用法则到确立征收与征用并用法则，科学规范了征地制度。
但是，该法第45条第5项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经省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成片开发建设需要用地的的规定和本条最后一款关于成片开发对各类规划与计划的符合度与标准的规定殊值思考。但本条的法理不甚清晰，对其反思有以下几点： 1.经营性一词的使用不合理。
其三，对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与土地总体规划中指标的重要关系、集体土地的发展权等现实问题应加强关注。这样很可能导致耕地占补平衡只是账面上的平衡，或者重数量轻质量的占优补劣，从而也就为耕地的实际减少和质量下降甚至生态环境恶化留下了太大的制度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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